[43]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07页。
[8]参见金自宁：《风险行政法研究的前提问题》，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在此意义上，管理者与监控者存在根本上的差异。
[36]先于奥托·迈耶且对其完成现代行政法总论的奠基产生影响的德国行政法学者之一格贝尔为行政法传授了决定性视角，因为他‘不把法律理解为国家进行社会塑造功能的技术手段，而是把它理解为对民法中的个人自由空间进行界定，对公法中的国家权力进行驯化。[71]参见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然而，管理者视野下强调合目的性的政治责任，还是有必要纳入一个促进行政更好应责、更加胜任的责任体系之内的。前文所揭铃木义男关于概念法学、纯粹法学方法不宜适用于行政法分论的观点，已经对此有所反映。（三）行政法总论的体系化/转型 最后也是最艰难的统合问题，落在行政法总论的体系化方面。
其中，较为令人瞩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2]而不同国家的行政法学虽然互有影响，却同时保留较强的本土特色，方法论和体系的研究也不例外。[10]宋华琳称相近部门行政法的横向比较研究，可以抽取中度抽象水准的论题。
[43]奥托·迈耶在打造行政法概念及其体系的时候，经常是强调形式要素、勾销目的，这符合公民社会的法治国观念，因为自由主义理性法的法律概念是形式主义的，而不是目的论的。我国行政法上的行政行为概念，其内涵和外延远超德国法、日本法上定位于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2.关于行政组织法 在内生增长论的视野中，公共行政有社会组织和私人的参与，带来的是行政权行使主体的变化。第五章不确定性与风险预防。
诸如对行政主体、行政活动、行政行为、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程序、行政责任等概念的内涵、外延、解析、原理、相应规则、相互关联性等进行研究的，即便是分散而独立的，也可归入行政法学的体系化。[5]设若新行政法概念旨在讨论各个部门行政法层面上的变化，显然将飘忽不定而难收学术范畴之应有价值。
[13]另外，行政行为法既有实体法规范，也有程序法规范，故与民事法和刑事法领域完全不同、具有独特重要之价值的行政程序法，也可以在逻辑上归入一般的行政行为法，并与各类行政行为相勾连。单就抽象化、教义化任务本身及其所要实现的法体系、法秩序稳定和持续而言，其必然需要剥离纷繁复杂的目标、任务和政策，完成概念、原则和教义的高度形式化以及由此所具有的广泛适用性。尤其是，监控者不应替代管理者的思考与行动，不应让管理者的关切支配监控者应有的关切。而另一位先驱萨韦强调真正的行政法是和个人权利保护联系在一起的。
本文于此将以上归入内生增长论。1.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在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理论依时间进展而有不断丰富，但对具体原则的开发、探索，基本没有脱离传统上对作为结果的行政行为与既定规范的一致性进行评价的法治主义。至于传统行政法总论教材较为常见的内容，在此不列入所应有的内容。必须指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监控者角色的属性存在多种可能。
在行政法学体系化方面，因为受抽象化、教义化任务的影响，关注行政目标和任务实现的管理者角色，可以适当融入拓展的监控者角色之中，但也存在限度。不过，正是由于它们同经验现实的勾连，其就有了较为显著的、容易为常人所联想的寓意。
[18]参见敖双红：《后现代语境下的行政管理改革与行政法》，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二）行政法分论的体系化/转型 行政法分论与部门行政法(含跨部门行政法)同义。
[16]这一创新行政法基本原则之路径，已经超越行政结果合法性框架，将过去被严重忽略的现代行政重要过程——规则、政策和重大决策的制定——的政治性放到高亮的位置，提出与之匹配的原则。以奥托·迈耶为首缔造的现代行政法学体系，影响超越国界、至深至远。故本文仍将其视为内生增长论的范例。例如，《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一书，尽管是由若干篇论文构成，但在结构上已经有意进行关切风险规制过程特殊环节、特殊原则和规范，兼顾管理者和监控者角色的安排。[22]参见前引[17]，朱新力、唐明良等书，第73-82页。[44]行政作为立法授权的组织体，更准确地说，行政首长作为政府或部门的政治责任担纲者，作为影响具体行政的关键行动者，注定是首先关切行政目标的实现，而不是关切如何守规矩。
因为，这些原理在德国主要因出于规范作为法律行为的行政行为的需要而产生。刘志坚：《环境行政法论》，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关于理想类型的建构，马克斯·韦伯指出是通过单方面地突出一个或更多的观点，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偶尔又不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的现象而成的，这些现象根据那些被单方面地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成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中。行政行为的类型论、构成/成立要件论、合法要件论、效力论、错误和瑕疵/违法论、撤销废止论、付款论等，也都是为同样目的展开的一般原理，成为行政行为法的重要内容。
[65]例如，应松年主编的《行政行为法》、马生安的《行政行为研究》、叶必丰的《行政行为原理》、赵宏的《法治国下的目的性创设——德国行政行为理论与制度实践研究》(前引[11]书)，虽然通常也可被称为行政行为专论，但其主要工作是进行体系化整理，故不属此处所言专论范围。[68]参见沈岿主编：《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它们在政策形成、规则制定、制度设计等维度上有意义，但基本对政策、规则、制度不予审查或保持高度尊重的法官，也就不可能需要这些原则以及原则内含的、可实际操作的具体要求。[25]例见[英]奥格斯：《规制：法律形式与经济学理论》，骆梅英译，苏苗罕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沈岿主编：《风险规制与行政法新发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有发出指令、在法律上有权要求个人或组织服从的(行政命令、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有发出指示、在法律上无权强制要求服从但希望个人或组织自愿选择遵从的(如行政指导、建议、劝告、引导等)，有提出警示的、但又不属于作为行政处罚或处分种类的警告(如约谈、诫勉谈话) ，有不对特定个人或组织提出强制要求、指导或警示、但会涉及其声誉的信息发布(如曝光、披露企业质量控制措施、公开黑名单等)，有与特定个人或组织协商的(如行政合同)，更有这些措施的组合拳(如事前建议+发现问题约谈+责令改正+信息披露)。
[74]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部门行政法领域至关重要但尚不具备整个行政领域普适性的原则，如风险预防原则、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原则、互联网监管线上线下避免双重准入原则，还是不宜列入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61] 6.有效的管理不可能脱离责任的缰绳。
[3]本文着重关注我国学者对新行政法的研讨，但并不意味着研讨是完全基于对本土经验的观察。7.当代行政经常扮演的制度设计者角色，注定其不时担负复杂的且互相套嵌的行政目标和任务，[62]而这不是仅仅依靠形式理性的法律适用即可实现的，法解释学/法教义学的方法往往对此一筹莫展。
[60]参见姜明安：《把握社会转型趋势，加强对新行政法的研究》，载姜明安主编：《行政法论丛》(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10页。[33]而奥托·迈耶的目标就在于克服极权国家或警察国家的弊端和建立法治国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急于走出前苏联国家法阴影的中国行政法学者，在纷纷介绍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国行政法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对一般行政法/行政法总论框架的基本共识，且抹上了较为浓厚的大陆法系行政法色彩。延伸至行政法学，行政法规范的成立、存在、运用之过程，与作为其背景的社会文化不无关系，单纯论理不能对解明各分论的行政法规范获得什么意义。因此，本文无意也不可能彻底追溯行政法学方法论和体系建构的历史，只是在此进行一次时代和国别的区隔，以展现我国当前新一轮行政法学方法论和体系讨论之重要动因——新行政法研究的兴起与发展[3]。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美国行政法的重构》，沈岿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8-61页。
[18]这种关注点的转移，可以通过继续在传统行政法的行政组织类型学——行政职能的授权和委托——维度上延伸发展来完成，如通过法律、法规、规章授权非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行政机关委托非行政机关的组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社会公共组织根据内部章程行使公共权力。(6)促进行政应责、胜任的政治责任 最后，传统行政法学体系的监督、救济、责任部分，自然需要对应公共行政和新行政法的变迁，进行相应的细节调整。
关于新行政法的探讨，终极目标是在一般行政法或行政法总论层面上进行的。前者虽然认为一般行政法正在面临巨大挑战，需要进行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新行政法基本可以在传统框架和结构内寻求增长和变革。
一是1989年制定、1990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实践渊源。然而，驯化国家行政权的监控目的，与行政法生成初期其他共时存在的历史要素偶然结合，形成了绵延至今仍然影响我国一般行政法体系的监控者立场和方法。
